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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ch 25

    前田约翰《简单法则》

    第一,减少,就是说,达到简单的最简单方法,就是要有所割舍,割舍一些没用的功能、多余的部分,就能简单许多。
    第二,组织,妥善组织能使复杂的系统显得比较简单,这就好比合理使用一张写字台。
    第三,时间,节省时间也会让人感觉简单(虽然这种一时的简单不一定是真正的简单)。
    第四,学习,知识、经验的积累能帮助人们把某些事物变得更为简捷。
    第五,差异,简单和复杂相辅相成,没有复杂的对比反差,简单就不能更好地显现。
    第六,背景,简单的周边事物决非无关紧要,它有助于形成一种简单的氛围,让人感觉到简单。
    第七,感情,感情的寄托也有助于简单。
    第八,信任,要对一些简单的事物报以必要的信任。
    第九,失败,要相信有些事物不可能简单,不是所有东西都适合简单。
    第十,单一,简单就是要求减少形式的、无意义的,增加有意义的。

    前田约翰简介:
    前田约翰(John Maeda)世界知名的图像设计师、视觉艺术家、电脑科技专家,也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教授。前田约翰在艺术上的贡献也不容忽视,他得奖无数,例如:美国设计界最高荣誉Smithsonian 杂志的国家设计奖(2001年)、日本朝日设计奖(2002年)、德国Raymond Loewy 基金会奖(2005年)、戴姆勒克莱斯勒设计奖(2000年)等等。他曾在巴黎、纽约、伦敦、旧金山、东京、大阪等地举办过多次个人展览,深获好评,他的作品也被纽约现代美术馆,旧金山现代美术馆、史密森尼机构的国家设计美术馆收藏。

    June 27

    同学们上课了:一位大学教授的幽默智慧课堂

    同学们上课了:一位大学教授的幽默智慧课堂
     
     
    作者:端木赐香 | 2005年06月12日 01:46 | 原始出处: 凯迪网络 
    入门篇——认识国情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第一讲  漫谈中国传统文化

    第二讲  中国文化中国人

    第三讲  中国文化中国男人

    第四讲  中国女性文化

    第五讲  中国贪官文化

    第六讲  中国清官文化

    第七讲 农业神话与农民文化

    第一讲  漫谈中国传统文化


    (-)我之态度


      我喜欢文化,但我之喜欢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一种单纯的喜欢,而是欣赏加调侃。欣赏,不是用现实主义的眼光,而是用审美的眼光,比如大家都骂封建社会女人裹小脚不人道,残忍,我却要鼓掌若干遍,妙极,好看。现在的女人为了美,那也是掂刀弄枪的,割眼皮用刀,打耳孔用枪,没有点牺牲精神,美从何来?再说,已经有学者从科学角度解释了小脚的好处。脚小,为掌握平衡,走路自然要扭动腰肢,大家就省了减肥了,更重要的是,不用受那西方女人的束腰之苦了,看西方电影,那乱世佳人斯佳丽们穿个裙子,憋气不说,还得奶妈一旁帮忙拉拉链,咱们看着,替她们急得慌,光想上去帮个忙。可男人不能上去帮忙,这就是个文化问题了。至于小脚女人扭胯扭得蛮活,生孩子时不容易难产,更是公认。总之,中国传统文化的调教下,中国女人开始艺术化,每个女人,都是一件艺术品,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娉娉婷婷,比西方的那些地动山摇的大脚板子们美丽多了,北大教授辜鸿铭13岁留洋,通晓英,法,德,日,意,拉,希等多种语言,但是在抗拒西方腐朽生活方式面前,可谓一大民族英雄,归国后第一件事就是遍寻中国小脚女人作自己的妻!哥们坚持中国传统,不容易哪!


      这么说,大家可能认为我很没同情心,那你就错了。读历史少了,读的时候你可能老想哭,可读的多了,你就哭不出来了,由哭渐变为傻笑了。我属于后一种。读书愈多愈反动,说的可能就是我这么一种人。


      说到这里,大家还可能觉得我不严肃,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严肃,哭笑不得是我心灵的常态。河清涟女士说,内心深处,她认为追求心灵自由是件很神圣的事情,但这种神圣在这个日益痞子化的社会里却饱受奚落-在这种嘲笑道德与崇高的的痞了氛围中,追求心灵自由竟然要以半嬉皮的方式去掩饰。。。她认为这是时代的悲剧。我很喜欢何女士,但她的这段话我只同意一半,没办法,悲剧还在继续,我只好继续嬉皮下去,对我来说,嬉皮就是我心灵的武器,还是我存在的证据。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何种姿式滑过心灵的天空,早有定规。第一,学得权与术,货于帝王家。第二,远离权与术,采菊东篱下。中华文化五千年,中国知识分子都成精了,冒傻气的没有几个。朱熹那老夫子,天天喊着灭人欲,存天理什么的,可他老先生不但发挥了人欲,连兽欲都捎带着发挥了。宋人叶绍翁的《四朝见闻录》载,朱老夫子"引诱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与官所,则与偕行,谓为能修身也,得乎。"后被人弹劾,天字第一号老流氓,皇帝宋宁宗都不愿意他了,朱夫子赶紧上表请罪: "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什么玩艺儿啊他!


      犹太谚语云:人类一思索,上帝就要发笑。我想说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一严肃,上帝就傻笑。我最欣赏的中国知识分子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边走边喝,沉醉终日,别人独醒我独醉,身后常带一持锨童子,曰:死即埋我!真酷啊!


      其实不是不想严肃,实在是别无选择。比如我讲中国传统文化,按常规,是很容易跟三讲三代表等主旋律挂上钩的,但是做到这一点,又很不容易。第一,那需要很厚的脸皮。第二,理性思维缺席。更重要的是,如果我那样干了,就是调戏文化了,比我之调侃要恶劣多了。中国传统,历来最重讲政治了,从周公开始,就敬德保民,以德治国的,这一讲,就讲了几千年。现在讲得更欢实了,大狗叫,小狗也叫,叫得人烦,我们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二)  我之眼光


      不知是中了邪,还是天性使然,总之,我是个怀疑论者。私下认为,集权统治下,怀疑是学人得以特立独行的首要品质。说到这里,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古希腊的怀疑学派搞的一个典故:老师掉河里了,学生不但不救,还在岸上踱步。他不是在想黄继光,也不是在想刘胡兰, 更不是在背毛主席语录,他想的是-救老师上来,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同学们,这就是哲学。中国也有怀疑论者,比如庄子和他的蝴蝶,但遗憾的是,这么一种精神没有留传下来。总之,学文重在独思,更在于独特的眼光与视点,所以才有三只眼看世界,一只眼看某人等之类的文栏。学史更需要这种眼光,举一个例子,比如教科书上常说,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领土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大。同学们一读,就神经反射般的自豪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自豪,从没听说,一个猪长得肥,它身上的肉就有资格跟着自豪呢。谁让大家自豪呢?说穿了,是长期教育导致的定性思维。其实,大一统,中央集权,多民族国家,更多的是一种帝王思维,不知道小民百姓们跟着傻高兴什么。大一统,天下和平,当然对百姓有利,但更对执政者有利,老实讲,苛政下的百姓,其生存状态比战乱时也好不到那里去,如始皇统治时期。59年到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是两千万。第一次世界大战,整整打四年,才打死800万,而我们不用战争,三年人灾,就饿死这么多,比战争厉害多了!集权下的专制,官不得私论,士不得私议,民不得私说,对于不自由勿宁死的知识分子来说,生存于其间,也就行尸走肉罢了。所以,集权下的文化,灵魂是死的。


      近来流行的电影《英雄》,老张同志导的,不知大家看过没?一看吓一跳,真英雄,真正的人道主义者,原来却是暴君始皇同志。忽忽,艺谋同志胆子好大呀!后来一想,老张不一定是胆大,可能是在玩滑头,调侃历史。泽东瞧不起秦皇汉武,唱: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艺谋听了,挤上一只眼,哼:数天下英雄,还看始皇!


      不管艺谋同志玩什么花招,总之,给我们一个启示:任何历史,都是当代思想史,摆脱不了为时人所利用的命运!在网上,同志们说得豪爽点:历史就是个婊子,人尽可夫!何清涟女士说得文雅多了:历史就是个小姑娘,任由人打扮!当然,还有说得更粗犷的:研究历史,就是老狗刨千年屎!这里说这么多,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的传统就是愚民政策,就是报喜不报忧,就是为尊者讳,这就要求我们在学历史的时候,一定要多一只眼,怀疑的眼,清醒的眼。包括我讲的课,那也是一家之言,同学们觉得不对,找材料反驳我,当年马寅初发表自己的人口论,每天在校园里转着圈子看北大学生们写给他的大字报,老先生越看越伤心,检讨说,身为北大校长,培养出来的学生却没一个能从理论上驳倒他的,都是标语口号式的漫骂,作为一校之长,失职啊。没办法,老先生只好给他们检查错别字,圈好,让造反学生们回教室重抄一遍。一句话,学生重在质疑,没有疑问,白上大学。教育是培养公民而不是培养奴才。鲁迅能从仁义道德的的字缝里看见吃人两个字,先生可能长了一双猫头鹰的眼。我们拥有不了猫头鹰的眼,至少不要让自己成为黑瞎子。北岛对着天空叫:我不相信-天空是蓝的!


      叫得好哪!当然,历史的本性决定了我们怀疑非常可怜。学者周宁说:严格说来,历史经常不是记忆的工具而是遗忘的工具,历史与其说是让我们记住过去的事实,不如说是规定哪些事实应该让我们忘掉。周先生说得太对了,比如文革,只让我们知道我们能知道的, 却不让我们知道不应该知道的,巴金提出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但是时至如今无人再提,这个愿望,只能随着巴金老人走进坟墓了。学历史,本是鉴往以知来,但是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往往不是教训。我们常说,历史不会重演,可周宁说,如果历史重演,最大的可能就是,我们将把曾经的辉煌和永久的灾难重新演上一变。20世纪过去了,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呢?有个学者给学生讲演,说,20世纪初我们有个义和团,20世纪末,我们有个fl功。言外之意,一个世纪的奋斗,我们又回到了出发点,这,让我想想了拉丁美洲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希望大家有机会看看这小说,里面也有我们的影子。


      对着历史叹息,不是我们的选择。三只眼看历史,可能是我们的最佳选择,苹果不是只有一种吃法,未来的你们,要吃历史这碗饭,所以给大家介绍几位吃法独特的学者。吴思,著有《潜规则-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何清涟,本科读历史,读研则读经济学,文章老辣深厚,著有《现代化的陷井》,《我们仍在仰望星空》。最后一位,黄仁宇,著有《万历十五年》等。


      (三) 关于文化


      文化的内涵如何界定?至如今,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尚不能得出定论,除了**视野的原因外,还有语言学角度的客观歧义。广义上讲,文化是人类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总和。开个玩笑,一个男人站街角,呸一口唾沫飞出去,就是一个文化现象了。如果是两个女人,一个哼一声儿,一个呸一声儿,这文化就复杂多了。文化的广义性,导致研究文化的人,常常有狗啃刺猬难下嘴的尴尬。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洛威尔说:我被托付一件困难的工作,就是谈文化。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磨。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形状。我们想用文字范围它的意义,这正象要把空气抓在手里似的。当我们去寻找文化时,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之外,它无所不在。忽忽,讲到这里,同学们就会发现,这家伙抄袭我们的道家始祖,试看老子原话: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皎(原字打不出来,用皎代用,意思一样),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物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用不着翻译,大家就能看出来,洛威尔抄袭老子,仅把名称换了一下,老子谈的是道,这丫改成文化了。这里开个玩笑啊。


      狭义上讲,文化仅指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在此基础上,又根据视角的不同,对文化结构进一步分类


      首先,从时间角度上讲,有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现代文化。


      其次,从空间角度讲,有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海洋文化,大陆文化。


      其三,从社会层面上讲,有贵族文化,平民文化,官方文化,民间文化,主流文化,边缘文化(姜义华先生分之为规范性文化,非规范性文化,半规范性文化。这种分法比较新颖,所以着重介绍一下。所谓的规范性文化,姜先生认为是以儒家经典为经,以历代官修史志为纬,在长期流迁演化中广泛吸收了道,法,阴阳,纵横,玄,佛诸家学说而形成的经史文化,是中国小农社会的具有最高权威的规范性文化。与此相应的,则是普遍存在于一般民众中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人与人的种种关系,风俗,习惯,信仰,追求,日常心理,潜在意识及形形色色的成文或不成文制度中的非规范性文化。除去这两种文化之外,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半规范性文化,指雅俗程度不一的大量文学艺术作品,对经史文化呈半游离状态的各种文化教育,宗教娱乐活动,比如《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西游记》等俗文化代表作。当然了,我觉得姜先生的分法似乎只针对中国传统文化才有效)。


      其四,从社会功用上,分为礼仪文化,制度文化,服饰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


      其五,从文化的内在逻辑层次上,又可分为物态文化,心态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四个层次。


      其六,从经济形态方面, 又有牧猎文化,渔盐文化,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商业文化之分。还有人在其中搞着色,黄色文化,蓝色文化什么的。


      除此之外,还有分得更俏皮的,比如张远山先生在他的《上下五千年》的文化随笔中,把文化分为头脑文化,胸膛文化,腹部文化与下半身文化。下半身又被他分为两段,为胯部文化与胯部以下文化。他说,以唐中叶(安史之乱)为界,此前是中国文化上半身,此后是中国文化下半身。细分的话,从尧到周,即公元前3千年到公元前552年孔诞生,约2500年,是中国文化史前时期,尚没有头脑。孔子诞生前后,春秋战国,中国进入了头脑文化时代。秦始皇在一统,集权加专制,胸脯拍得啪啪响,中国进入了胸膛时代。汉朝拍得更响了,拍得匈奴大兵都哆嗦。霍去病墓关的石猪石马,一看就知道是最没头脑的人刻的。最有头脑的司马迁,却被最没头脑的武帝阉了下半身。也是这个没头脑的汉武帝,宣布独尊儒术,导致中国两千年的知识分子大都成了无脑人。总之,张先生这么分,分得很俏皮,之所以给大家罗嗦这么多,无非是想给大家一点启示,同学们如果有兴趣,不妨独创个分法来。


      近来,研究文化的人越来越多,发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说到这里,给大家介绍一本书,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亨廷顿和他手下的高级研究员哈里森合编的一本书-《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他们的研究,在文化方面提出了诸多有深刻意义的课题。比如亨廷顿对比了一下加纳和韩国的经济统计数据,发现20世纪60年代两国的经济水平惊人的相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等,初级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所占的比例彼此相近,绝大部分是出口初级产品。韩国当时仅生产为数不多的若干工业制成品,他们接受的经济援助水平也差不多相等。30年后,韩国成了一个工业巨人,经济名列世界第14位,大量出口汽车,电子设备及其它高级制成品,人均收入接近希腊的水平,此外,它在巩固民主体制方面取得长足进步。加纳却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韩国的十四分之一。如何解释?亨廷顿判断,文化在起重要作用!


      那么这对我们有一个启示,中国近代的落后,是否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制约?现在的不发达,是文化的原因?体制的原因?地理的原因?仰或是多种因素的综合?而文化与体制,与地理又是什么关系?这都是当前社会学界非常感兴趣的议题,希望咱们的学生也能参与进来,申办奥运,重在掺乎嘛。劳伦斯认为,不发达是一种心态,重申殖民者的罪恶,已超过追诉时效了,也就是,现在的不发达,需要寻找新的理由,或者说借口了。这些学者还搞出了一个腐败曲线,认为腐败与文化也有关系,认为腐败的程度往往是沿着文化的界线而变更,最腐败的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及若干拉美国家和非洲社会,在北欧和前英国殖民地的一些新教社会,腐败程度最底。儒学社会大都处于中间。吓我一跳,中国好歹没被他们点名,否则我给你们介绍这书,就有点说不清了,呵呵。如果中国也算儒学社会的话,那么我们的腐败尚在中间,新加坡比咱们还儒学,却和丹麦,瑞典,芬兰,新西兰并列为世界上腐败最轻的国家。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腐败有文化因素,也有政体原因。长远看,文化为体制之母,短期看,体制的变更,可能对文化产生影响。这对我们当前的中国,启示不小:长期落后,当然是文化的原因,是文化造就了中央集权。而以改变中国的困境,则不是改造文化,甚至也不是鲁迅先生的改造国民性,而是推行政治民主改革。欲救中国,必救文化;欲救文化,则必改体制;欲改体制,则文化先行革命。问题是,历史上,中国文化革命了四场,效果都不太理想。第一场,始皇的焚书坑儒。第二场,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三场,五四运动。前期是倡科学民主,后期,一声炮响,来了个马克思主义,救亡压倒启蒙,文化再次被政治利用。中国有讲政治的传统,文化历来是政治的婢女,儒学在中国的命运就是最好的例证。第四场革命,则是毛泽东惊天地泣鬼神的文化大革命,其大手笔,跟第一场革命惊人的相似,几亿人,共用一个脑袋,一张嘴巴,一个主义。主席说,知识分子是附着在资产阶级身上的毛,革命要把他们改造为附着无产阶级身上的毛,结果,资交阶级无产阶级身上都没了毛,都光了。总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你会捎带着发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命运,哭也不是,笑更不是。不过,研究多了,你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说到这里,简单谈一下传统文化的两个概念。其一,什么叫传统文化?它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其二,什么叫中国传统文化?它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这么一大堆内容,看着就象刺猬,我们从哪里下嘴?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一直给在学生们交待,随便干什么,一要看天赋,二要看兴趣。可怜见的我没天赋,只好围着兴趣转了。我喜欢哪一部分,就给大家讲哪一部分。儒家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喜欢的,就不给大家讲了,比如吃饱了撑的,才搞的书法艺术,比如文字狱当头,明清学者搞的那个考据学。打死我我也不给你们讲。至于其它课题,如果大家实在喜欢,倒可以给我提出来。教材没意思,我准备完全抛开,拟讲的议题有:中国文化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男人。中国文化中国女人。中国贪官文化。中国清官文化。中国农业文化。中国婚姻文化。中国葬礼文化。中国传统道德。中国改革家。中国外交。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在历史上所遭受的打击。


      说到这里,大家肯定在下头嘀咕了,那考试咋办?别提考试,一提我比你们还头疼。看着白花花的纸被弄在试卷,每一学期成吨成吨的那么浪费纸张,我心疼啊,都是原木变过来的。小日本森林覆盖率65%,我们才16%,我们中国每年出口及内需一次性筷子450亿双,小日本用过后再回收,制成木浆再卖给咱中国。总之啊,我不能看白花花的考试卷,一看就晕。我最欣赏的是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谈话考试,老师抽几个同事,跟自己的学生聊聊天,这考试就完了。按我的意思,文科的东西,重在精神,凡是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可能恰恰是最没用的东西。而有价值的东西,根本不需要死记。比如某某某哪一天死了,哪一天活了,记这些有什么用?真用的时候,查一下不就得了?如果由着我的性子来,我会出开试卷后,贴在自己背上,在校园里溜达三天。问题是,我这么一干,我就完了,要丢饭碗,你们也完了,再也遇不上这么开明的老师了。试卷考试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之一。我们反传统,结果,糟粕继承下来了,精华则丢了。举个例子,诸葛孔明的《隆中对》,是中国历史上最精彩的谈话考试;他的《出师表》又是历史上最完美的开卷考试。试卷考试不可免,怎么办?好办,业余时间你们自己看看教材,背那么一背,我倒不心疼你们,反正你们脑子聪明,背书对你们是小事一桩,说来说去,我还是心疼那纸啊。


      之所以开这么一门科,是想让大家多了解文化,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学得深,才能看得真。比如中英鸦片战争,它更多的是一场文化战争,以后咱们作一个专题再细讲。再比如现在,我们一般的学生老是纳闷儿:西方吃饱了撑的?为什么天天给咱上 *** 的文化课?而且冒着被咱的左派小子骂得狗血喷头的遭遇还是坚持讲?其实是一些人不了解基督教文化。中国文化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各人自扫门前雪,邻居在家打老婆,咱假装没听见。基督教文化也是推己及人,却是反着来:己所欲,施于人。谁在家偷偷打孩子,我告你。不信的话,请看电影《刮痧》,中西文化冲突尽在其中矣。同理,山姆大叔觉得 *** 是个好东西,就一厢情愿不看咱脸色的使劲的往咱手里塞。双方谁也不理解谁,对方觉得自己是学雷锋做好事,咱觉得人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干涉内政也!如果听不明白,再举一个例子,当年的教案,好多也是文化误会闹出来的,基督教徒来中国传教,要办孤儿院,咱国人想,呸,鬼子没安好心。肯定是想吃我孩子的心肝,否则为什么红头发绿眼睛,特别是那鲜红的大嘴,一看就是生吃孩子的鬼。洋人一看没有孤儿愿来,就张榜公布,送个孩子赏几文钱,呸,中国的人贩子就应运而生了,把那有娘的孩子拐了来,送到教堂,就为了赚那几文钱。忽忽,文化无所不在,文化可能是所有冲突的根源!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讲中国传统文化,对比西方文化精神,希望每一个同学,看五千年历史,观八万里环球,独仗剑,走天涯,三只眼,看天下,天地之间,人为尊!

    第二讲  中国文化中国人(Ⅰ)

      (一) 看不懂的中国人


      日本学者松本一男在其著作《中国人与日本人》里概括中国人的特性为:不可理解的国民。此话若说与西洋人,估计能引起他们的同感,因为凡是与中国人打过交道的洋人都多多少少的产生过这样的疑惑:中国人,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老实说,想用简单的语言把中国人概括全面,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普通人不行,学者也不一定行。从明清前来中国的传教士,到中国学者,如严复、林语堂、鲁迅、柏杨、金紫千等,都著文著书不同侧面不同程度地剖析过中国人,先把书目列给大家:


      松本一男《中国人与日本人》
      明恩溥 《中国人的特性》
      利玛窦 《利马窦中国札记》
      林语堂 《吾国吾民》
      柏杨  《丑陋的中国人》
      金紫千《中华文化之魂-研究中国人》
      
      另外告诉同学们,柏杨一本《丑陋的中国人》,曾经惹恼诸多爱国小青年。所以,另请大家看一下日本的地球物理学家高桥敷所著的《丑陋的日本人》,有学者认为,中日同文同种,不管此观点对否,不妨把丑陋的日本人做咱一个参照系。


      列完参考书,话题打回。外人认为中国人不可理解,我认为那是他们头脑太简单。或者说,他们的文化太简单了。中国人所谓的不可理解,其实是中国文化的丰富复杂所决定的。李泽厚曰:人是文化的积淀!金紫千曰:人是文化的灵魂!我说,人是文化的载体!中国文化的复杂丰富,决定了中国人民的不简单!


      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局是"三教九流",指三种宗教和九种学术流派。关于"三教",据记载此说起于三国时代。吴国的孙权和上书令阚泽谈话中所提到的三教指儒教、道教、佛教。 

     
      "九流",指先秦的九个学术流派,见于《汉书·艺文志》。这九个学派是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三教九流成了贬义词,泛指江湖上各种职业。九流也被人分作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再加上某些学术流派的失传,所以现在学人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格局定位为三方五家。三方是儒、道、释,五家为儒教、宗法传统、道家、道教,佛。当然,还有用九流这个概念的,比如有些学者把中国传统文化综称为十家九流,这十家是,中国儒家,中国道家,中国佛家,中国墨家,中国法家,中国名家,中国兵家,中国阴阳家,中国纵横家,中国农家。总之啊,这么一列举,可看出,咱们家当还真不少。有这么丰厚的文化家底,咱们的国人当然不简单了,随便一个中国老太太,哪怕她大字不识一个,但是她身上的文化色彩也是五光十色,老外看得五迷三道的晃眼儿。举例证明,一个妇人嫁人嫁得不对了,老挨丈夫打,她谁也不埋怨,就怨自己命不好-我命苦啊。儿子没养活,夭折了,她会自我安慰曰:天意啊!天命是谁的思想?孔家老二的。孔二的天命论大家可能都知道,高深莫测谓之天,无可奈何谓之命。这时候,你能看出这女人信儒。可是一旦儿子长大,娶了媳妇忘了娘,或者游手好闲赌搏吸大烟什么的,老太太会拍着膝盖哭诉:报应啊,老天爷,我作了什么孽了,给我这么一个不孝子(或曰败家子),这时候,老太太她好象又信佛了。可是你看她桌子上供的牌位,分明又是"太上老君在此"!太上老君是谁?道家创始人老子是也,因为跟唐家李氏王朝同姓,所以难免开后门之嫌疑,被李家封了个"玄元皇帝",道教徒称他为道德天尊(又称太上老君)。周宁也说,中国人同时信三教:尊孔祭祖,炼丹修真,烧香拜佛。问题是,中国人不只信这么三教,他跟吃火锅似的,逮什么都往里头煮,所以,他到底信仰什么,他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呢,害得老外不得不跟着中国的歌星唱: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相形之下,还是中国学人能看个 *** 不离十。比如林语堂,他认为儒道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中国的士大夫一般是外儒内道,儒是入世的,积极的,道是出世的,消极的,奇怪的是,这么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恰好完美无缺地和平共处于中国人身上,而且有时候还分段体现,比如当官时,他就是儒,贬官时,他就是道了,比如苏东坡。以至于现在的人给自己定左右铭,还是儒道各半,叫作:以出世的态度干入世的事业。也就是说,干事的目的是儒,干事时的态度则是道。或者说,成功了就是儒,失败了就又变做道,总之,象变戏法似的,怪不得人家洋人眼花,却原来是咱们心花,玩的手法也花。


      中国人不可理解,还有一个原因。有学人认为,中国哲学是一种早熟的哲学。梁漱溟在其《东方学术概论》指出,人类学术无非研究三个问题:


      第一, 人对物的问题。人类征服自然,产生自然科学。
      第二, 人对人的问题。人与人相处,产生社会科学。
      第三, 人对己的问题。人与自己的较量,产生宗教。


      梁认为中国学术早熟,不注重解决第一类学术问题,却直奔第二类第三类学术。比如儒,便是中国最早的人际关系社会学,尼采那疯子把中国的儒骂作中国把戏,骂作庸俗的世俗哲学,估计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因为欧美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注重人本身,关注的是个人自由,至于人与人关系却被完全忽略,直到后工业化时代,美国才出现个卡耐基,教人《如何推销你自己》,咱看着就象幼儿园小朋友的入园手册。如果说儒是第二类学术,那么中国的道则是介于第二类与第三类的学术。既调节人际关系,又调节人本身,至于佛,则完全是第三类学术了。那么学术早熟对中国人有什么影响呢?第一,导致中国不重科技的传统,第二,导致国人提前看透人生。庄子认为人生如梦,可尼采那疯子说:人生既使是一场梦,也要做得有滋有味!相形之下,中国人视生如死,视死如归,生不如死,死即是生,颠颠倒倒,令人哭笑不得。单说庄子,妻子死了他不但不哭,反而鼓盆而歌。这且不说他,等他自己要死了,弟子欲厚葬他,他说,不可,别葬我,随便扔个地方吧。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壁,星晨为珠玑,万物为葬品,多好!弟子曰:怕乌鸢吃尸。庄子回曰:在上乌鸢吃,在下蝼蚁食,夺彼而与此,不太偏心了吗?壮哉庄子,只可惜中国远古时就出产这么聪明绝顶的人,绝不是什么幸事。


      早熟的学术,带出的是早熟的国人。一代比一代聪明,一代一代的把 早熟进行到底,儒家的中庸,被玩成了抹稀泥的首鼠两端的滑头哲学,道家的超世,被玩成了明哲保身的缩头乌龟哲学,老是老滑头,小是小滑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话到嘴边留半句,事到临头让三分;饱经世故少开口,看破人情但点头。知识分子如此,当官的更如此,否则鸦片战争期间,中国也不会出现"不战不和不降不逃不死"的两广总督叶名琛那样的老不死的不字主义的官僚来。至于老百姓,虽然识字不多,可是却不傻,也知道:吃饱点儿,穿破点儿,见了当官的走慢点儿,拐过弯去跑快点儿。中国人如此早熟,那晚熟的半生不熟的老外当然看不懂咱了,累死他们!


      (二)农业经济与中国人


      中国的经济基础是深耕细作的小农经济,它对国民性格的养成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首先,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方式,导致国人先天没有合作意识,发展到现在,是中国人私德良好,公德没有,有人写文章概括为《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自家的小院里那是经营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的,可是一到公众场合,就不行了。在中国人家里,对待客人那是热情又大方,可是站站牌下等公共汽车,挤起座位来,同样是热情不客气。看梁漱溟先生的回忆,有一个细节特别有趣,先生八岁时八国联军进北京,美国大兵进他家搜查,最后临走时吵吵了一句:大门口太脏了,要天天打扫!看到这里,不由得哑然失笑,中国人只扫自己的门前雪,看来不假矣。总之,小农式的你挑水来我浇园的男耕女织的经营方式,直接导致国人先天缺少合作意识,没有利他主义,社会公德自然不怎么样了。延伸到现在,表现为,假冒伪劣盛行,整个社会普遍缺少诚信。商业中需要的游戏规则,在小农意识面前没有立足之地。前年我们的高考作文题是"呼唤诚信",用意是良好的,但是中国孩子一个也不傻,一看就知道出题者的意图,明白自己应该选择什么,结果,呼唤出来的仍然是假诚信。


      其次,长期面朝皇土背朝天,两眼向下,土里刨食的耕作方式,又导致了国人的保守精神。小时候闲来无事的时候,我经常坐墙根儿观看家里的母鸡是如何寻找食物的,它在石榴树底下刨啊刨啊,下面什么都没了,还刨,直刨得我替它着急,一颗石子扔过去,惊得它逃窜不已,十分钟以后,你会发现胡汉山它又回来了,还刨那个地方。长大后,我老是考虑,中国人的农业耕作是不是与鸡的生存方式有着相通的方面?保守,则决定了国人先天缺少开发精神,缺少探险与浪漫。土里刨食,衣食之来源,命之所系,又决定了中国人对土地的浓厚感情,背井离乡不过是灾荒年间无可奈何的选择,安居乐业,叶落归根才是国人的理想生活和最终宿命。如今,如果不是农业早已成了没有剩余的产业,老百姓也不会浩浩荡荡的出门打工的,因为心里头,他们仍然恪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理想。


      对比一下,你会发现。欧洲人善于探险,而中国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探险家。你会说,中国有个郑和,不错,可惜郑和所经之路,中国的小海盗们早就经常走动了,郑和只不过是规模大点。郑和一次出动200艘大船,随行人员2万5千名,而哥伦布的探险队伍,也就3只帆船,90名随员;麦哲伦的环球,无非5只船,265名船员。大家觉得,西方人更象是探险呢,还是郑和更象探险?在我看来,郑和的行为,不是探险而是示威,从古到今,我从来没听说那个国家的探险队伍能达到两万人马呢,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开赴中国的远征军也就4000千人而已。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妨观注一下中国八十年代兴起的探险热。1985年,四川乐山人尧茂书驾"龙的传人"号漂流筏,抢先在美国人之前漂流长江,不幸遇难。尧的探险,一开始就讲上了政治,成了事关民族尊严的大事,随后,类似的民族英雄层出不穷。听听河南队的队歌:漂流长江,坚定信念,我们是中华民族热血汉......听了这样的歌,你感受到的是饱满的爱国热情-大刀,向日本鬼子的头上砍去!
       也许,正因为我们骨子里缺少探险精神,所以才把探险当作上战场,甚至当作上刑场,象1986年、1987年的"首漂长江热"、"首漂黄河热",漂流者是因为决不让美国人肯沃伦拿走中国江河的首漂权才铤而走险的,中国人自己被自己的爱国热情感动不已,慷慨不已,直闹得肯沃伦迷惑不解,说,你们中国人如果到美国漂流密西西比河,是不会遭到反对的。


      美国人哪里明白?中国人的探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探险,老实说,它就是一场中国人自己头脑里臆想出来的抗美战争(比如某大腕在春节联欢会上演小品,与在美国留学打工的儿子通电话,这电话打着打着,就打成抗美战争了,老子悲愤的说与儿子,等以后咱们中国怎么样了,让那老美来咱国家端碗洗盘子!中国观众把它当作爱国讲演了,掌声大起,美国观众看不明白了,说:如果开的工资高,我们愿意去你们国家端碗洗盘子去!老美还是不明白中国人。第一,中国人认为端盘子是丢人的活;第二,中国人认为在美国上学打工就是遭受美帝国主义剥削,第三,一般中国人不知道中国留美学生通常是在华人餐馆里打工,而克扣留学生工资的,也就是咱华人老板敢干。总之,我们的人民情绪,有时候很滑稽的。)!历史上,我们的探险不是出自人性利益的驱动;现在,它又不是出自队员个人的内心的爱好,从古至今,它就是政治运动,也许,这就先天注定了中国探险的悲剧性。如今,中国探险不再与政治,爱国等亲密接触了,但政治作秀,道德作秀与商业炒作奇妙的混合到了一块儿,令人反胃。勇士们说:没有探险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这话没错。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探险精神从何而来?


      其三,农业是靠天吃饭,儒家提出"天人合一","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道家则从相反的方向提出"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树大招风,人怕出名猪怕壮"等处世格言,导致国人重天命,轻人力,无创新,怕变动。中国的政治格局中,最难过的,下场最不好的,一般都是改革家,所以一般官员信奉的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至于某些历史人物对待自己的失败,也完全忽略人事,推之于天意。比如西楚霸王被汉军追杀得只剩28骑的时候,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这里看出,即将失败的霸王,把自己的失败推之于天意,那么为了证明"非战之罪",霸王拉开架式,要给大家来一次最后的表演:"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霸王最后"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即伏曰:如大王言。这里我们看到,霸王一直提到天亡我也,绝对不是虚荣心所致,而是确确实实在听天由命了,因为紧接着在乌江渡口,有逃生机会的霸王演出了最悲壮的一幕,他笑对撑船以待的乌江亭长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壮哉项王,只可惜,临死还信天命!至于近代志士如谭嗣同,维新失败了,也归于天意,临上刑场前,喊的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历史英才如此,小民百姓更是走路跌个跟头都认为是天意,所以,国人性格中最明显的特性便是重天命,轻人力,听天由命,逆来顺受,不信,请参考余华的小说《活着》。


      其四,中国农民稳重实在的一面,也是农业生产决定的。小农们都知道,人哄地皮,地哄肚皮,所以,精心侍候那几亩庄稼,会被邻人视作最大的美德。但是农业生产要求四时更替,对时间的精确性不作要求,所以,中国人不讲精确时间,不重效率。同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又导致国人炕头时间比较长,没有其它乐子可寻,便导致"农业副产品收入过多",林语堂总结为"生殖力高""好色",其实,老先生只看见了表面现象,忽略了其后的经济背景。正因为农业生产不需要时间的精确,效率的高效,相对应的,中国政治体制里才会出现官僚主义作风。一句话,小农与官僚是一对双胞胎,有小农,就有官僚,有小农经济,就有专制统治。这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是互为作用的。所以某种程度上言,西哲的断言是对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小农的理想就是温饱问题,那么民主了,自由了什么的,就永远不是小农们最切实的目标,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社会体制为什么在中国可以根深堤固。


      说到这里,我可以给大家下个断言:西方式的个人自由与民主政治,在未来的时间里,将继续与我们无缘。且不说中国文化的原因,单从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就能得出这个结论。这方面,我比较推崇何清涟的观点。按何女士的划分,中国现在的社会结构由三大类构成:精英层,中下层,边缘化集团。何清涟统计了一个数字,中国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大约700万人,占从业人口的1%;中下层的上层,也就是知识精英层,约2930万,占从业人口的4%;中下层的的中底部,包括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大中学教师等,约8200万,占从业人口的11.8%;中下层的下层,包括工人,城乡两栖农民,约4.8亿,占从业人口的69%;最后是社会边缘化群体,包括农村困难户与城市下岗人员,约1亿,占从业人口的14%。从这一组数据里,我们可以发现, 中下层的下层与社会边缘化群体构成了83%的庞大的社会底层,老实说,这一社会底层的奋斗目标就是温饱与生存。这一点,我是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来分析的,总之,如果人的温饱尚未解决,安全感没有着落,那么,其它的高层次需求,自我实现了,民主自由了,就只有靠边站了。那么这就给当下我们知识分子中的自由主义流派一个启示:你们所呼吁的,也许离大众太远了,所以,你们听到的,将只是自己的回音。悲剧啊,同学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研究一下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看他们在为哪个阶层呼吁,很有意思的。

    第二讲  中国文化中国人(Ⅱ)
     
      (三)宇宙观与中国人


      宇宙观方面,远古中国人信奉的是盖天说。所谓的"天员(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就是盖天说的基本原理,其理论到春秋时已系统形成。汉朝时,又出现了浑天说和宣夜说。宣夜说认为天地没有一定的形质,日、月、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等都飘浮在气体中,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学说在东汉后基本失传,至于浑天说,战国时的慎到(约公元前四世纪)就曾经说过:"天体如弹丸,其势斜倚"(《慎子》)。这可能是现在能够见到的古代文献中最早的关于浑天思想的明确记载。慎到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天是球形的概念,这个天球沿着倾斜的极轴在不停旋转。这就是说,早在战国时代,我国已经有了初步的天球概念。到汉代,浑天家以为天形穹窿好像鸡蛋的壳,地居天内好像蛋黄,这是已经接近知道天地的情形了。这里之所以详细的讲解中国的宇宙观念,因为它对中国的天下观念,国际政治观念影响太大了。因为不管是盖天说,还是浑天说,中国人从上到下,一致认为,中国是这棋盘或鸡蛋的正中心,周边都是夷狄蛮,再远处,就可能是鬼国了。十三世纪时,西方流行地圆学说,几个世纪以后,西方传教士把地圆学说介绍给中国,中国人觉得很可笑,康熙时主持天文工作的钦天监监正杨光先居然"喷饭满案",天文站的站长都这般水平,皇帝当然高明不到什么地方,鸦片战争开始了,道光皇帝才慌慌张张的问手下:英国地方在哪里?英国到新疆有无陆路可通?真是大傻问小傻,问得小傻干瞪眼儿,手下一群小傻谁能回答个一二三?高层如此,老百姓更遑论了,思维最远的地方仅及爪哇国,爪哇国再往南,当然是鬼国了。荷兰是鬼国,西班牙也是鬼国。由于荷兰是低地国家,甚至有政府官员认为人家都是水鬼!


      视周边为夷狄,视远边为鬼邦,单从心理上讲,倒也情有可原,问题是,它对近代中国国际政治的影响太大了。它最大的后果是: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


      张岂之认为:中国人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陈独秀认为:中华民族自古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顾炎武更是认为,亡国与亡天下是不一样的: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戝,与有责焉而矣!


      总之,中国百姓没有国家观念,那么他们也就相应的没有了爱国情感,至于朝廷天下,那是肉食者们考虑的;而肉食者们也相应的认为,天下就是他的家,百姓只是他家的奴才,他的家,那是宁赠友邦,也不能给家奴的。16世纪,葡萄牙人占据了我们的澳门,不是他们不想吃掉整个中国,而是实在吃不动,16世纪,整个漫长的东方海岸线上,葡萄牙人最多的时候也不过2万人;西班牙占领菲律宾,走不到中国跟前就累得大喘气;荷兰再厉害,也就是占领一个小台湾,一个中国海盗头头郑成功,就能对付得了荷兰殖民者。如今,我们的教科书上称郑成功为民族英雄,却不知当初清政府为了剿灭台湾的郑家势力曾试图联系荷兰殖民者以共同歼灭郑家海上势力,然后把台湾作为奖品奖励给荷兰。周宁在其《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中也说,当时的康熙认为:海贼乃疥癣之疾,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欲弃。施琅上书言: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由此,台湾才得以留了下来,不过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施琅已经具备模模糊糊的地缘政治观念了,可惜,没有进一步向海洋发展。


      上层统治者没有国家观念,后世出现宁赠友邦勿给家贼的慈禧,出现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中正同志,也就不足为奇了。上层与下层互不相爱,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这一点外国殖民者也看到了,1576年,西班牙殖民者桑迪博士在菲律宾写给国内的信上称:中国人是一群卑贱、无耻而且可恶的人,中国的国王与官吏虐待穷人,以闻所未闻的暴政对待他们的人民,而他们的人民也没有一个人会对他们的国王效忠。这是殖民者观察出的结果,后来发生的事实更引证了他们的结论。1603年,由于误会中国政府要派兵攻打菲律宾,西班人提前动手,屠杀华人侨民2万,过后他们又担心,明政府会兴兵问罪的,因为按照他们的常识,政府没有理由不保护他的人民,于是西班牙人修书福建抚臣道歉。一年以后,皇帝才降下招书来,让福建抚臣杀掉引起误会的中国风水先生,再移檄吕宋问罪,又过了一年,福建守臣的檄文才发出,先谴责西班牙人无故伤害中国商民,要求他们释放华人,退还财物,同时一再表明政府的态度:商贾是戝民,华侨多无赖,皇恩浩荡,大国仁义,决不会为一些戝民兴兵动革。。。如此的体贴安慰,西班牙人终于如释重负,原来政府真的不爱其人民。37年后,1639年,西班牙人再次屠杀侨民2万人。政府不爱人民,人民也不傻,也谈不上爱政府。麦天枢在其《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里是这样说的:如果以为沿海和长江 的炮声与白旗,已经在国民中掀起了多么巨大的精神波澜和情绪风涛,那便是属于今人想当然的自作多情,事实上,英国殖民者也发现了这一点,1841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 舰队突破虎门要塞, 沿江北上开向乌涌的时候,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平静地观看着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两个不相看的别人争斗。同学们会说,三元里人民不是抗英了吗?是的,三元里人民抗英了,但是三元里的抗英在于,祖坟被英夷挖了,妻,女,母,被英夷强奸了,它的直接起因,乃是基于一个民族的伦理自觉与伦理本能。而且,这么一种本能的反抗,最后还是被清政府自己给瓦解了。


      如果说中国的执政者只爱自己的龙 墩的话,那么老百姓也不含糊,只爱自己家的门槛。陈独秀在其《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中说: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解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它可以抵抗外族压迫,恶人利用它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我们中国是贫弱受人压迫的国家,对内固然造了许多罪恶,"爱国"两字往往可以用作搜刮民财压迫个人的利器。陈独秀说了这么多,无非是一个意思:警惕恶政下的爱国主义。说白了,爱国本是一件简单的事,但那是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而言,对于奴隶,爱国就复杂化了。真正的爱国英雄袁崇焕被政府当作卖国贼凌迟处死,北京城的老百姓自发形成的爱国义举则是疯狂地一人一片肉把袁的肉块生吃了; 岳飞死了,真正的卖国贼端坐龙礅依旧当他的万民之父皇,卖国贼的经济人秦桧则在死后被百姓弄得长跪不起;秋瑾等爱国志士喋血菜市口,贫农刘老栓则用烈士的鲜血沾成人血馒头给他儿子治肺结核!阿Q更是踮着脚后根喊:杀头?好看!我对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的龚自珍,如果知道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领路的恰是他的亲生儿子龚孝拱的话,他老先生一定会害羞的。


      血于火的洗礼中,中国有了辛亥革命,有了五四运动,但是文化启蒙并没有完成,奴隶也没有变成公民,伟人尚且没有完全接收现代文化的洗礼,没有拥有现代国家观念,更遑论一般的民众?了解了这一点,对于抗日战争中中国汉奸之多(光伪军就280万),我们就不会感到吃惊了。


      提到汉奸,我们不妨作一下介绍。最开初的汉奸,意为一切为外国人做事的人。你给外国人当厨师,汉奸!你教外国人的孩子学中文,汉奸!你卖东西送货到外国人门前,汉奸!按当时的观念,现在的外交部长应算头号汉奸了,但是当初的汉奸只是道德歧视对象而非政治仇视对象,也就是说,并无人身安全之虑,可到义和团时代就不行了,洋人被称作长毛,汉奸被称作二毛,格杀勿论。当时义和团眼里,严复是他们要杀的第一个特大汉奸,《国闻报》都被义和团砸了,最后这汉奸还是在大刀王五的掩护下才逃出天津奔向上海的。文化启蒙大师成为义和团英雄眼里的头号汉奸,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这种讽刺闹剧,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依然上演着。详情容我不说,否则我也成汉奸了!现在文化界最大的一桩汉奸公案是有关周作人的,日本人进北京,当时文化人士大都南下了,只有周作人选择留了下来,有人说,周之所以选择留下乃是想保护北大的图书馆。不管怎么说,时人不容他。当时南下中的郭沫若就以惋惜的口吻说,愿以几百个脑袋换周作人。这里,我更看不起的是郭,有种自杀,否则别犯酸,那种酸溜溜,让人想起了丑女人对付漂亮女人的绝招:漂亮倒是漂亮,可惜作风不好!人常说,中国文人不如妓,此中可看出点苗头。其实,周作人平时的人品,才华,哪样也不差。单举一个例子: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被张作霖绞死后,极大地刺激了周作人。他一边悲愤地写下《偶感》,捍卫李大钊的名誉,一边把李大钊的大儿子李葆华藏在八道湾,转送日本留学。周作人这样作,是冒着极大的生命风险的。但这样一个勇敢的人,在政府和同仁纷纷南逃(中国人忌讳这个逃字,八国联军进中国,慈禧和光绪把自己的逃跑叫西巡,小日本来了,中国政府与中国文人就"南下"了)之时,为什么不勇敢地选择南逃呢?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倪墨炎也认为周作人不是胆小之人:"周作人当汉奸绝不是偶然的。别人捉进去了,严刑拷打,吃不消了,当汉奸了。他不是这样的,他思想上本来就消极了。"周作人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陈子善是这样解释的:"他认为日本文化也好,中国文化也好,都是东方文化,他淡化了一个民族观念,淡化了一个国家观念,而强调了一个文化观念。"我觉得陈教授解释得比较合理,作为一个文化巨人,周作人缺少的是民族观念,国家观念。这一点我信,因为中国的另一位文化巨人,堪称五四启蒙运动之旗手的陈独秀在其1904年的一篇文章中说:十年前,我...那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到了甲午年,才听见有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八国联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我生长二十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


        这里,本人无意为周作人翻案,因为文化汉奸这帽子,是蒋中正同志给他扣上的,要翻,还得给蒋同志烧香,问人家同意不同意,没的自找麻烦。只是想说明,由于中国人先天缺少国家观念,其后果是严重的。何兆武说:近代一交战,天下一家的中国人立马儿变成了两个方向:一是崇洋媚外,二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何先生说得对,家奴也就只有这种选择了。如今,中国的义和团后代们更是把国家,民族,党,政府等概念混作一团,叫人哭笑不得,中国,什么时候才有政治意义上的真正的公民?


      (四) 中央集权与中国人


      现在好多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一开始就选择了集权的政治统治,在于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农业国家,需要统一的人力,物力,财力来集中治水。我个人觉得,这种说法很玄。按我自己的意思,我觉得中国的帝王之所以选择集权,乃是由于中国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把权、势、术融合为帝王专制术,导致中国封建帝王先天就有了集权的意识与专制的基本功,农 *** 动推翻旧帝王,中国文化马上造就一个新帝王,新的还永远比旧的更专制,中国就这样让他们给专制完了。


      咱们说过了,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其实这话反过来也成立,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臣民,严格讲来,集权政治下,中国出现不了公民。按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说法,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概念有三种互相区别的含义,而其最根本的含义则是指政治意义上的公民概念,它是指一个城市国家中有特定政治权力的成员,韦伯认为,公民这个概念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这老东西,居然暗示东方文化蕴育不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


      一句话,集权体制下,百姓也就只有做奴隶的份了。鲁迅概括中国奴隶有两种生存状态: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先生说: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看到这里,不由得佩服先生,真是一语点透机锋啊,可惜奴隶们听不懂!


        按我的分法,奴隶分三种,一曰愚奴,二曰顺奴,三曰猾奴。第一,中国文化充当集权政治的帮凶,在愚民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翻译过来就是:小民百姓可以随便使唤,但是不能让他们知道原因。老子也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声,常使民无智无欲。总而言之一句话,对统治者来讲,牧民就是养群傻,越傻越好,老百姓也还真争气,叫傻就傻,集体犯傻,不傻也要装疯卖傻,难得糊涂。《还珠格格》里的一句歌词:你是风儿我是沙,我最喜欢唱了,把它改为:你是疯子我是傻子,越唱越乐,越乐越傻。


      执政者不傻,知道民愚才能顺服,不顺也要把你打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老百姓乖乖的闭上嘴巴,玩"道路以目"的花招;武帝手下的张汤独创"腹诽"罪-我看你骨子里反我,于是这"道路以目"也不行了,沉默权都没有了,大家只好学祥林嫂,眼珠间或一轮,表示还算活物就行了。相声大师候宝林临死前对记者说:真的,我一辈子是个顺民,对社会没有什么要求,我只希望一不要打仗,二不要运动,安居乐业,安居乐业的意思也不敢要求小康,只要求温饱。依我看来,候大师的要求,特别是那个温饱也太微卑了,可我的朋友一看他的要求,马上说了一句:忽忽,他的要求也太高了。是否打仗,中国老百姓哪有发言权?不要运动。中国什么时候能不运动?我听了笑,说,所谓的群众运动,现在被人背地里叫作运动群众。再举一个例子,冯巩主演《没事偷着乐》,得了金鸡奖,娱记问他小子幸福不幸福,没想到老是演幸福生活给人制造乐子的冯巩回答的是:我妈说过,床上没病人,狱里没亲人,这就是幸福!不知道什么原因,听了两位相声大师对于幸福的定义,我心里老是辛酸得不得了。


      第三,小民也没有傻到骨子里,也知道当主子比当奴才好,心里也有不顺的,可表面上不顺又不行,就成了猾奴。西方学者概括中国的封建社会为:皇帝装模作样的统治,百姓装模作样的顺从!马基雅维利也有类似的话:为君者不必真信教,但不可不表面上假装笃信;百姓,为奴者不必真顺,但不可不表面上假装顺从。此话对极,其实真傻真顺的没有几个,连悟空那小猴子都知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呢,相形之下,小日本那才叫傻呢,又是革命又是运动,皇室血统都没个变化,哪象我们?一会儿姓刘,一会儿姓朱,一会儿又姓赵的,热闹极了。始皇出巡,百姓皆撅臀俯地,可是在这撅臀俯地的民众当中,我们分明听到了项籍的心声-彼可取而代也!也听到了刘家刘四小(刘帮名刘季,古代按伯,仲,叔,季排兄弟大小,估计就是四小了)的嘀咕-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也许,正是由于大量的猾奴存在,统治者才有了根本性恐惧-王朝的安危与自己龙墩的稳当才是天下第一要务!
      
      总之,封建的专制体制导致中国民众的愚,顺,猾,这些东西,如果只在自己内部圈子里运作的话,我们看到的便是封建王朝的一轮一轮的循环,一但遭遇全新的敌人-西方殖民者,中国上层与下层,便一起措手不及,在上者,不知国为何物,在下者,更不知国为何物。至于夷族统治,历史上就不是没有经历过,不管谁坐龙墩,还不是照样当奴才?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反正烧的是皇帝那小儿的后花园,与百姓何干?反正百姓也不知道那里面到底都是什么玩艺儿,所以,我怀疑龚孝拱给英法军领路时,那小子也是理直气壮扬眉吐气的,要么以为自己是学雷锋做好事,要么自以为自己正在点奥运火种呢!


      有集权,就没有公民。如何判断公民?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里说:公民关注个人自由,臣民关注整体的和谐。此话在今天仍对我们有启发意义,我们呼唤公民,呼唤公民教育!

    第三讲  中国文化中国男人(Ⅰ)

     导语:几年前,中国某刊物上引发一场战争,战争的一方是男人,另一方是女人,女人说中国的男人没有绅士风度,男人就全力反驳,男人反驳时最幽默最具英式绅士风度的一句话是:是的,中国没有绅士,可是,中国的淑女在哪儿?言下之意,没有淑女,哪来绅士?


      看了之后,令人莞尔,是的,绅士需要淑女来成全。试想男人每天遭遇泼妇,他不无赖哪由着他啊!可是这逻辑反过来也成立,淑女同样需要绅士来成全,试想一个女人每天遭遇无赖,她不撒泼也不成啊。这样一来,我们就陷入那个先鸡还是先蛋的泥沼了,我把它简称为"鸡蛋"问题。


      鸡蛋问题不好对付,我们先绕过去。其实,中国男人不只是缺少绅士风度,翻翻古代典籍,历史中,哪怕是文学作品中,真正让人欣赏的男性似乎也没有几个,我最喜欢的男性,只有两个,可惜的是,这两个都是外国人,还都不在了。这两个人,一个是斯巴达克思,一个是拿破仑。我想象不出斯巴达克斯是如何在决斗场上与老虎决斗的,但我想,肯定是威风极了。你会说,你崇洋媚外,中国也有一个打虎英雄武二啊,是啊,我知道,可是别说武二身上还有诸多其它中国式的毛病,单说他那撒酒疯式的打虎我就不喜欢。至于拿破仑,我想不通一个中国人眼里都算三级残废的小个子男人,怎么会那样魅力无穷?女人喜欢他不说,连男人都崇拜他,怎么搞的?我是因好奇而喜欢。当然了,喜欢这两个人还有一个原因,乃是由于他们都不在了,离得又远,就没人与我争风吃醋了,省了诸多麻烦。


      开场白可能离题远了,咱们这就回去。我拿着放大镜分析中国男人,咱们的男生可能接受不了,不过,第一,这是理性分析,感情上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第二,这是群体分析,不是针对个人,切勿对号入座。第三,更重的是,中国男人也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我们的目标,在文化分析。
      
      (一) 古典文学作品、戏曲里的男性形象


      1.男性女性化


      女性化之男性,中国舞台上多了去了。《梁祝》中的梁兄,《红楼梦》里的宝哥哥,弱不禁风,多愁善感,以至于根本不用找男演员,即使找女演员,象郞平郑海霞邓亚萍那样的也不能用。你说唱戏用女演员吧,有些人拍电视也用女的,全不照顾我们情绪。比如那个《新白娘子传奇》,女董郞一出面,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可人家白娘子倒没事,估计人家是仙女,功夫大,不象我们俗人,招架不住这个同性什么的。


      中国男性一但女性化,就坏了菜了。它导致中国男性的弱势化,单说文学模式,西方是英雄救美,中国就是美人救英雄了-公子落难后花园,小姐慧眼识英雄,至于小姐轻者把自己的小金库相赠,重者把自己的千金之躯相许的爽快咱就不夸了,只说一点,中国戏曲影视里最 揪人心的一个镜头是:小流氓调戏小姐了,公子冲上去了,结果没救了小姐,自己倒被人打伤了,结果还得小姐找人把他抬回家中养伤,你说憋气不憋气?我这人不是好人,老是设想,如果宝哥哥领着林妹妹逛大街,遇上了小流氓,你们说咋办?我猜,一拳下去,宝哥哥肯定晕菜,林妹妹只好拿起一把剪刀:你们别过来,过来我就自杀!问题是,如果林妹妹没带 剪刀咋办?所以,每次上街,估计黛玉还得给宝玉提个醒儿:哥哥,可别忘了带咱的剪刀!


      不是我损男人,咱们损男人的传统影视剧也够多了,比如穆桂英挂帅,佘太君挂帅,十二寡妇征西什么的,都在告诉我们一个主题思想:数英雄人物,还看女人!为了证明女人是男人的救世主,男身的观音进军中国不久,就被阉了,男身观音渐变为女身观音,这事闹的!


      男性女性化还会导致一个后果,那就是男性在爱情市场上的被动与落后,男人被动倒不要紧,关键是让人感觉与他们唱对手戏的女人都有"女流氓"的嫌疑。比如七仙女,把人家董永截到路口不让过,要想从此过,得把我娶走,端的流氓到家了。董哥哥不敢,大路不走我走小路,问题是女流氓一下子又飞到了小路口,可怜的"董狼",没有办法了才可怜兮兮的问那流氓:大姐,你为何耽误我穷人的功夫?你听听,就差叫DY了。问题是叫DY也不行,这边流氓发话了:大路朝天,各走各边,难道你走着,我站也站不得么?大家听听,典型的流氓啊。"董狼"使出浑身解数,抗战也没有成功,女流氓最后得了意,把"董狼"弄到手了。还千古爱情呢,骗谁?不过,从心理深层来分析,中国男性文人都或多或少的具有"女流氓"情结,所以中国经典神话里,大都是女流氓主动上门,以身相许的。不信,看《聊斋》去,里面到处都是"灰男人"情结-做梦就梦女流氓!


      分析其文化原因。第一,从经济基础看,中国是小农经济,农业较之于畜牧业和渔猎业,缺少明显的性特征,种地不需要攻击,不需要冒险,需要的是女性的精细与忍耐,农业民族的文化性格便趋向于女性化。第二,从政治体制上讲,长达几年前的封建专制体制也可能造成中国国民性格的女性化,具体来讲,三纲五常这些玩艺儿就是要斩人之阳刚之气,直接后果就是皇帝君父化,大臣臣妾化,后宫里的男人干脆阉掉,中国男人就这么被统治者玩弄于股掌之上。第三,从意识形态上讲,与小农经济上层建筑相对应的文化便是儒道佛三家。佛无性,道阴柔,儒家虽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看表面,似乎是刚柔相济,只可惜,后来的发展,忠孝义三把剑齐下,导致中国儒家文化犹如被阉割的文化,中国男人的膝盖从此直不起来,长跪数千年。有人打比方说,宋以后的中国文化情调是香甜而柔软的,此话诚是。中间虽有北方少数民族骑马南下,却仍不能挽"柔软于既倒",相反,倒是成吉思汗的那些骠悍的子孙们,由纠纠骑士变成只会喝茶遛鸟的八旗子弟,屁股上也只穿丝绸套裤了,同学们,钢铁就是这样没炼成的。


      至于如今,中国男人更是被人称作床头跪,三从四德也成好男人标准了。三从-太太说话要听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指挥要盲从。四德-太太花钱要舍得,太太画妆要等得,太太上街要跟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忽忽,这话题就打住吧,否则男人就要求建立"男联"了。


      2.男性傻气化


      男性女性化,已经够呛了,可是文学戏曲里的中国男人还都是傻里傻气的,偶而一个不傻的,好象还是个流氓,我说的是西门庆。不过,即使西门庆,初次遭遇潘金莲同志,头挨了砸,抬头骂娘,却看见一美女的那一瞬间,估计也要傻眼一回的。中国远古最傻的男性代表,是庄子文章里的尾声高,也叫尾生。你听这名字,就够傻的,尾巴生的,谁不知道啊。这傻哥们儿在柱子底下等女朋友,女友不至,洪水至,抱柱而亡,你说中国当今社会最缺诚信吧,可远古出了这么个诚信之最,却是个傻哥们儿。不过,还有比他更傻的,梁兄是也。你说英台小姐十八里相送,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同一个主题思想:哥们儿,我是女孩子啊!谁知道这傻哥们儿启而不发,愣不明白,真是能把观众给急死,狠不得冲上去把他替下来,好接住人家小姐的话碴。问题是你冲上去也白搭,中国女性爱的就是这等傻冒,你倒是聪明,可惜正因为聪明,才没人爱。所以,我把这种模式总结为:女为悦己者容,男为爱己者傻。最近上演的那个《神医喜来乐》,师傅傻,徒弟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初见老太后,就报出了一串:小人姓张,名德福,师傅说我十八了,师娘说我十九了,我也不知道我十八了还是十九了。。。不过,也不算太傻,报到最后,也知道加一句:还未曾娶妻!这一手,中国文学里的男性公民大都会用,比如张生给红娘报家门: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诞生,并不曾娶妻。呵呵,真是醉翁之意不在报,在乎不曾娶妻也。 上大学时,我们女生背后开玩笑,介绍自己的时候也不忘最后补一个"未婚待嫁",然后笑倒,这都是跟咱传统文学学的。


      不过有一点我不明白,那就是中国男人傻气化的文化原因是什么?这一点想得我头疼,至如今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不过,最近的民意调查中,最理想的老公这一项,同志们大都选老猪同志,说明女公民喜欢憨大哥的传统仍在发扬光大,同学们有兴趣,不妨钻研一下,说不定闹个科研空白项目呢。


      3.男性无性化


      同学们也许会说,冤枉啊,梁山一百零八好汉,那个不威风啊。是啊,够威风的,可惜恁多好汉,却象个太监集团,集体约好了似的,不近女色,偶而出一个犯规的,不但大家看不起他,可能还要受惩罚。比如矮脚虎王英,下山抢女人,宋江对他的惩罚也很具梁山特色:把山上最漂亮的女人-扈三娘嫁给他!


      我看《水浒》时老纳闷儿:那么漂亮的扈三娘为什么愣是没人爱,现在才明白,它是个文化问题。因为老大宋江哥哥说了:但凡好汉犯了"溜骨髓"三个字的,好生惹人耻笑。所谓溜骨髓,即是好色。好色固然不能提倡,但总不能为了不溜骨髓,连正常的人欲也给哈灭掉吧。少女怀春,男儿钟情,本是天经地义,古代的女孩子一见中意的男人,总是自报"奴家年方二八",二八十六啊,同志们,傻瓜都知道中国古代流行早恋,可是梁山好汉们似乎集体发育不良似的,连晚婚晚育都没有,干脆就是终身不娶,将计划生育进行到底了。


      洪秀全时代,重新发扬梁山的革命精神,男兵住男兵营,女兵住女兵营,同志们不能谈恋爱。我之所以不喜欢洪老大,在于他比上人家宋老大就差远了,宋江虽然开始有个阎婆惜,也曾"夜夜一处歇卧"的,可后来就"渐渐来得慢了",原因就在于"宋江是个好汉,只爱使枪弄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一句话,宋江差不多做到了官兵平等,兄弟们要光棍都光棍,谁犯了错,就罚他娶老婆,这样的老大,还算不错。秀全同志在这方面就差远了,不准大家谈恋爱,自己却以身作贼,后宫弄了一堆女人,一二三四五,后宫数老虎,数来又数去,咋也数不清,太不象话。再后来,伟大领袖教导我们,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关键问题是,我们老分不清,现在学历史多了,我们终于发现,原来革命最大的敌人就是爱情,不信,请看咱们的革命戏,《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里面的男女主人公都是无性人,在革命舞台上连个"秋天的菠菜"都没送过,可是《水浒》里,"菠菜"就比较多了,李师师那丫,曾经给燕青送过,潘金莲那婆娘,就给武二送过!革命同志们虽然没有收下,但是必竟还有"青菜",不象文化革命时代,江山一片秃,红色照万家,不说"菠菜",连丁点绿意都找不着。说英雄们是无性人,个人感觉很难为情,不过,后来终于出现一位真英雄,给所有的英雄平了反,这位英雄就是我们现在的人民干部张二江同志,宋江身边108好汉,张二江同志跨下108女将,当然了,这里面还包括张二江同志的妻。这种风彩,不由得让我想诵诗: 数风流人物,还看干部!


         不扯了,下面我们分析一下英雄们不近女色的文化原因。第一,我估摸着是后世道家的影响。道家认为,近女色不但影响寿命,且影响武功长进。第二,传统观念认为,女人是祸水。如果这女人再很不幸运的长得漂亮了一些,那就坏了菜,在以德治国的道德家眼里,就是妖精了,比如苏妲己,杨贵妃, 褒姒姑娘等等。所以,男人欲成大器,必离祸水远点儿。象西楚霸王那样,最后关头了,嘴里还念叨着"虞姬虞姬咱咋办",中国的江湖好汉们是很不屑于做的。第三,儒家轻视女人,孔家老二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所以,中国男人就离女人与小人远远的。中国男人大庭广众之下不会对妻表示爱意,中国男人抱孙不抱子。对于儿子,只有两字:庭训。直到如今,中国的男孩子回家,一看爹在客厅坐着,那跟孔鲤见其爹一样-"趋而过庭",想小跑着溜过去,可是没那么容易,当爹的早就在庭前埋伏多时了:站住,干什么去了?就不说学习?看看当爹容易吗?得时时刻刻记着给儿子搞三讲。第四,中国江湖,义字当先,重色轻友,为人所不耻。慢慢的,这种文化要求,就被江湖好汉们内化为一种心理自觉。这方面,刘备的"妇人如衣服,兄弟如手足,衣服破了尚能补,手足断了不能续"理论堪称经典。我老是想,怪不得刘备有个扶不起的阿斗儿呢,问题的关键是阿斗娘在阿斗爹眼里就是件破衣服,破衣服若能生个神童,就出鬼了。再举一个例子,苏东坡在黄州任副团练使的时候,团练使蒋运看中了苏的侍妾春娘,提出以白马相赠,希望苏居士以春娘回赠。苏东坡虽然不舍,但还是说:美女换名驹,史不乏例。就这么同意了,春娘听说后,深感人不如畜,自杀身亡。苏东坡甚是惋惜,问题的关键是,照江湖规矩,苏东坡当时无法说出"俺不换"这三个字来,而且,苏先生也不知道后世的温莎公爵可以为了美人丢江山,即使知道,苏先生也把他当作千金买一笑的混蛋周幽王而加以耻笑的,咳,真是没意思!


      最后总结一下,正是因为中国文学戏曲里的男性主人公大都有点畸形,这才导致老滑头金庸沾尽了便宜,在他的书里,男主人公个个既英雄又风流,既多才又多情,迷得大家都五迷三道的,楚留香,令狐冲,呵呵,光听这名字就招人喜欢。
     

    February 09

    张五常:思考的方法

    思考的方法(上)

      据说熊彼德(J.A. Schumpeter)曾在课堂上批评牛顿,指责这个如假包换的物理学天才只顾闭门思想,没有将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开而留诸后世!这批评有点道理。但牛顿在物理学上的丰功伟绩,是他在逃避瘟疫的两年中想出来的;其后就再没有甚么重大发现--虽是昙花一现,但这“一现”却是非同小可。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屡见经传:可惜他天赋之高,远超世俗,要学也学不到。

      有些朋友以为爱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资料而将相对论想了出来,他们也可照样推理。但爱因斯坦所能办到的,跟他们有甚么相干?不自量力,以此为最!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很可能是那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种思想障碍。我不仅不敢与牛顿或爱因斯坦相比,就是半个天才也算不上。但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倒可以写一点有实用性的思考方法。我的思考方法是学回来的。一个平凡的人能学得的思考方法,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学。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专利权,与我们无关。

      在大学念书时,我从不缺课的习惯就是为了要学老师的思考方法。所有要考的试都考过了,我就转作旁听生。有一次,赫舒拉发(J.Hirshleifer)在课后来问我:“你旁听了我六个学期,难道我所知的经济学你还未学全吗?”我回答说:“你的经济学我早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与经济学无关--我要学的是你思考的方法。”我这个偷“思”的习惯实行了很多年,屡遇明师及高手明友,是我平生最幸运的事。这些师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准天才的着实不少。我细心观察他们的思考方法,在其中抽取那些一个非天才也可用得着的来学习,久而久之就变得甚为实用。但因为被我偷“思”的人很多,我就综合了各人的方法,作为己用。虽然这些人大都是经济学者,但天下思考推理殊途同归,强分门户就是自取平凡。兹将我综合了普通人也可作为实用的思考方法的大概,分析如下。

    一、谁是谁非毫不重要

      假如你跟另一个人同作分析或辩论时,他常强调某一个观点或发现是他的,或将“自己”放在问题之上,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思考是决不应被成见左右的。要“出风头”或者“领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过程上,“自己”的观点不可有特别的位置。“领功”是有了答案之后的事。在推理中,你要对不同的观点作客观的衡量。

      有些人认为佛利民好胜、强词夺理地去维护自己的观点,这是错的。佛利民的思想快似闪电,但他认错更快!因为他认错太快,往往给人的印象就是没有认错。在我所认识的高手中,没有一个推理时将“自己”加上丝毫重量的。事后“领功”是另一回事。

      同样地,在学术上没有权威或宗师这回事--这些只是仰慕者对他们的称呼;我们不要被名气吓倒了。任何高手都可以错,所以他们的观点或理论也只能被我们考虑及衡量,不可以尽信。当然,高手的推论较为深入,值得我们特别留意。我们应该对高手之见作较详尽理解,较小心地去衡量。但我们不可以为既是高手之见,就是对的。高手与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广泛,后者肤浅而狭窄。

      我一向都佩服史密斯、米尔及马歇尔等人。但当我研究佃农理论时,我就将他们的佃农理论一视同仁,没有将他们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是不可能将他们的理论推翻的。

    二、问题要达、要浅,要重要、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

      问题问得好,答案就往往得了过半。在“读书的方法”一文内,我述说了求学时的发问主旨。以发问作为思考的指引,有几点是要补充的。

    第一、问题要一针见血

      这是佛利民的拿手好戏。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喜欢这样回答:“且让我改一下你的问题。”(Let me rephrase your question。)他一改,就直达你要问的重心,十分清楚。我们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就是要试将一个问题用几种形式去发问,务求达重点的所在。举一个例子。当佛利民解释某法国学者的货币理论时,我问:“他的主旨是否若时间长而事情不变,人们就觉得沉闷?”佛利民答:“你是要问,是否时间越多,时间在边际上的价值就越少?”这一改,就直达经济学上的“替换代价下降”(Diminishing 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定律,他无需答我,答案已浮现出来了!

    第二、问题要问得浅

      这是艾智仁(A.A.Alchian)的专长。谈起货币理论,他问:“甚么是货币?为甚么市场不用马铃薯作货币?”当经济学界以功用(Utility)的量度困难为热门的争论时,艾智仁问:“甚么是功用?甚么是量度?我们用甚么准则来决定一样东西是被量度了的?”这是小孩子的发问方式。后来艾智仁找到了举世知名的答案。量度不外是以武断的方式加上数字作为衡量的准则,而功用就只不过长这些数字的随意定名。假设每个人都要将这数字增大,就成了功用原理。这武断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释人类的行为,就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与社会福利无关!我自己的佃农理论,就是由几个浅问题问出来的。传统上的理论,都以为既然土地种植的收成是要将一部份分给地主,那么地主以分账的方法征收租金,就正如政府征税一样,会使农民减少劳力,从而使生产下降。我问:“既然生产下降,租值就应减少了,为甚么地主不选用其他非分账式的收租办法?”我再问:“假如我是地主,我会怎么办?假如我是农民,我又会怎么办?”

    第三、要断定问题的重要性

      在我所知的高手中,衡量问题的重要与否是惯例,赫舒拉发更喜欢把这衡量放在一切考虑之前。学生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回答:“这问题不重要。”于是就想也不再想。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呢,他就从座上站起来!

      判断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大难。你要问:“假若这问题有了答案,我们会知道了些甚么?”若所知的与其他的知识没有甚么关连,或所知的改变不了众所周知的学问,那问题就无足轻重。

      有很多问题不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问题。甚么是蠢问题呢?若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没有其他的可能性,那就是蠢问题了。举一个例。经济学是基于一个“个人争取利益”的假设;这就暗示着个人生产是会尽可能减低生产费用。有一个学者大做文章,问个人的生产费用是否会过高了?但基于这作者自己的假设下,“过高”是不可能的。佛利民就下评语:“愚蠢的问题,得到愚蠢的答案,是应有之报!”

                                1984年3月20日

    思考的方法(中)

    三、不要将预感抹杀了

      逻辑是推理的规格;但若步步以逻辑为先,非逻辑不行,思考就会受到压制。不依逻辑的推理当然是矛盾丛生,不知所谓;但非经逻辑就想也不想的思考方法,往往把预感(Hunch)抹煞了,以致甚么也想不到。逻辑学--尤其是数学逻辑--是一门湛深的学问,但若以逻辑先入为主,就会弄巧反拙。

      在念书时我拜读过爱因斯坦与逻辑学高手朴柏(K.Popp9r)辩论的书信。他们争论的是科学方法论的问题。在这辩论中,我以为朴柏是胜了一筹;但在科学上的贡献,他却是藉藉无名的。

      逻辑是可以帮助推理的正确性,却不是思想(Idea)或见解的根源。科学方法论是用以证实理论的存在,但它本身对解释现象毫无用处。那些坚持非以正确方法推断出来的思想是犯了规,不能被科学接受的观点,只不过是某些难有大贡献的人的自我安慰。这种人我遇过了不少。他们都胸有实学,思想快捷--缺少了的就是想象力。

      纯以预感而起,加上想象力去多方推敲,有了大概,再反覆以逻辑证实,是最有效的思考方法。只要得到的理论或见解是合乎逻辑及方法论的规格,是怎样想出来的无关重要。那些主张“演绎法”(Deductive
    Method)或“归纳法”(Inductive Method)的纷争,不宜尽听。苹果掉到牛顿的头上(或牛顿午夜做梦),万有引力的理论就悟了出来。又有谁敢去管他的思考方法是否正确。

      有一些独具卓见的学者,其逻辑推理的能力实在是平平无奇;他们的重要科学贡献是经后人修改而成的。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Malthus),推理的能力比不上一般大学生!近代获诺贝尔奖的海耶克及舒尔兹(T. Schultz),推理也没有过人之处。这可见思想见解(Idea)是首要,逻辑次之。得到了一个稍有创见的预感,就不要因为未有逻辑的支持而放弃。在我所认识的学者中,善用预感的要首推高斯(R.H.Coase)。无论我向他提出任何比较特出的意见,他就立即回答:“好像是对了”或“好像是不对的”。先有了一个假定的答案,然后再慢慢地将预感从头分析。

      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有人提议大地主的农产品售价会是专利权的市价,缺乏市场竞争,对社会是有浪费的,我冲口而出:“怎么会呢?假若全世界可以种麦的地都属我所有,我就一定要将地分开租给不同的农民耕种;麦收成后农民就会在市场上竞争发售,那么麦价是竞争下的市价。”高斯在旁就立刻对我说:“你好像是对了。”三天之后,我再遇高斯时,他又说:“你好像是对了。”我问他我对了甚么?他说“麦的市价。”几个月后,在闲谈中,高斯旧事重提:“我认为在麦的价格上你是对了的。”对一个不是自己的预感而日夕反覆推断,确是名家风范,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另一个已故的高手朋友,名叫嘉素(R. Kessel),是行内知名的预感奇才。在1974年(他死前一年)我有幸跟他相聚几个月,能欣赏到他的不知从何而来的预感。嘉素有一条座右铭:“无论一个预感是怎样的不成理,它总要比一点意见也没有为佳。”他又强调:“若无半点见解在手,那你就甚么辩驳也赢不了。”预感是每个重要发现都缺少不了的--从那里来没有一定的规格,有时究竟是甚么也不大清楚。在思考上,预感是一条路的开端--可走多远,到那里去,难以预先知道--但是非试走一下不可的。走这路时逻辑就在路上画上界线,将可行及不可行的分开。走了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较为清楚。好的预感的特征,就是路可以越走越远,越走越清楚,到后来就豁然贯通。“没出息”的预感的特征正相反。

      不要以为我强调预感的重要,是有贬低逻辑及科学方法论之意。我曾经是加纳(R.Carnap)的学生,怎会轻视这些学问?我要指出的是逻辑是用以辅助预感的发展,用错了是可将预感抹煞了的。

    四、转换角度可事半功倍

      任何思考上的问题,是一定可以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的,换言之,同样的问题,可用不同的预感来试图分析。在这方面,我认识的高手都如出一辙--他们既不轻易放弃一个可能行得通的途径,也不墨守成规,尽可能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转换角度有如下的效能--

    第一、茅塞可以顿开

      茅塞(Mental Block)是一个很难解释的思想障碍,是每个人都常有的。浅而重要的发现,往往一个聪明才智之士可能绞尽脑汁也想不到!但若将思想的角度稍为转变一下,可能今茅塞顿开。想不到的答案,大多数不是因为过于湛深,而是因为所用的角度是难以看到浅的一面。重要的例子不胜枚举。

      一间工厂为了生产,对邻近的物业造成污染而有所损害。历久以来,经济学者都建议政府用几种办法去压制工厂的生产,从而减少邻近物业的损失。这个老问题到了高斯的手上,他就将角度倒转了:“压制工厂生产,就等于邻近的业主对工厂有所损害,究竟要被压制的应是那一方?”高斯定律是由此而出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近十多年来在世界上大行其道的“财务投资学”(Corporate Finance)。这门学问其中的一个创始人沙尔波(W.Sharpe)的成名之作,是在有风险的情况下,首次在原理上断定了资产的市价。虽然这原理是有着明显的缺点,但对一个在当时是高手云集而不可解决的重要问题,稍可成理的答案已足令其驰名遐迩。沙尔波的“破案”出发点,就是将一条当时众所周知的曲线倒转了来划。

    第二、角度可以衡量

      答案从一个角度看来是对的答案,换一个角度却可能是错了。任何推理所得的一个暂定的答案,都一定可以找到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衡量。若不同的角度都不否决这个暂定的答案,我们就可对答案增加信心。当然,可靠的答案还是要经过逻辑及事实的考验的。

    第三、角度有远近之分

      在思考的过程中,细节与大要是互补短长的,无论细节想得如何周到,在大要上是有困难的见解,思考者就可能前功尽弃。但在大要上是对了的思想,细节的补充只是时间的问题--就算是错了细节也往往无伤大雅。在这方面的思考困难,就是若完全不顾细节,我们会很难知道大要。有了可靠的大要而再分析细节,准确性就高得多了。

      思想一集中,脑袋就戴上了放大镜,重视细节--这是一般的习惯。善于思考的人会久不久将问题尽量推远以作整体性的考虑。

                                1984年3月23日

    思考的方法(下)

    五、例子远胜符号

      推理时可用例子,也可用符号;有些人两样都不用,只是照事论事,随意加点假设,就算是推理。后者是茶余饭后不经心的辩论,算不上是认真的思考。有科学性的思考,用例子是远胜用符号的。

      数学是以符号组合而成的一种语言;严格来说,任何语言文字都是符号。画面是没有符号的,但也是表达的一种方式。用大量的字来表达画面,就成了例子。思想是抽象的。要证实抽象思想的正确性,数学就大有用途,因为它是最严谨的语言。但有效的思考方法却是要将抽象现实化。画面比符号较接近现实,因此较容易记;所以在思考上,用例子就远胜用符号了。

      以善用数学而负盛名的经济学者,如森穆逊(P.Samuelson)、阿罗(K.Arrow)、乌沙华(H.Uzawa)、史得格斯(J.Stiglitz)等人,都是以例子帮助思考的。以数学求证是得了大要之后的事。其他少用数学而善于思考的人,用例子更是得心应手。有些学者只是用符号或少用例子的,但有重要发现的却是少见。中国人天份之高举世知名,但用例子的能力就比较弱了。这一点我实在不明白(可能佛学的例子过于抽象,造成不良影响;这问题要请岑逸飞代为解答)。以我之见,韩非子还算过得去,但孟子及孙中山所用的例子就往往似是而非,不知所云;他们成不了推理高手,是不难了解的。

      善用例子的人,再蠢也蠢不到哪里去。用例子有几个基本的法门,能否善用就要看个人的想像力了。现试将这些法门分列如下。

    第一、例子要简而贴切

      以例子辅助推理,理论的重要特征是要全部包括在例子之内。通常的办法就是将例子内的枝节删去,使重点突出,务求在重点上例子与理论有平行的对比。简化例子要有胆量,也要有想像力。在经济学历史上,简化例子最有本领的是李嘉图(D.Ricardo)--所以李嘉图的经济模型的广博度,至今仍未有人能望其项背。那就是说,例子简化得越利害,复杂的理论就越容易处理。

    第二、例子要分真假

      所有可用的例子都是被简化了的。以严格的准则来衡量,没有一个例子是真实的。但有些例子是空中楼阁,其非真实性与简化无关;另一类例子,却是因事实简化而变为非真实--我们称后者为“实例”。

      纯以幻想而得的例子容易更改,容易改为贴切,是可帮助推理的。但要有实际应用的理论,就必须有实例支持。少知世事的人可先从假例子人手,其后再找实例辅助;实证工夫做得多的人,往往可省去这一步。经验对思考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因为实例知得多。

    第三、例子要新奇(Novel)

      众所周知的例子不仅缺乏吸引力;在思考上,较新奇的例子会较容易触发新奇的思想。第一个以花比美人的是天才,其后再用的就少了创见。工厂污染邻居的例子,庇古用时是新奇的;用得多了、启发力就减弱。高斯在同一问题上作分析,采用了牙医工具的声浪扰及邻居、大厦的阴影减少了隔邻泳池的阳光。这些比较新奇的例子,都启发了一点新的见解。

    第四、要将例子一般化(Generalise)

      这一点,中国人是特别弱的,事实不可以解释事实;太多理论就等于没有理论。将每个例子分开处理,理论及见解就变得复杂,各自成理。无意中变成了将事实解释事实。将多个不同的例子归纳为同类,加以一般化,是寻求一般性理论的一个重要方法。

      马克思走李嘉图的路,将资本跟土地及劳力在概念上分开。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缺乏一般性,使剩余价值无家可归。李嘉图自己从来不相信价值是单从劳力而来的;他想不通将不同资源一般化的方法,自知他的理论有困难。这困难要到费沙(I.F isher)才清楚地解决了。

      在社会耗费的问题上,庇古所用的例子分类太多,以致他的理论模糊不清,前后不贯。这问题到了高斯手上,他就认为在社会上每个人无论做甚么对其他人都有影响;他于是就将所有对人有影响的行为归纳为产权的问题。

      在另一个极端,过于一般性的理论,因为没有例外的例子,所以也没有解释的功能。有实用的理论是必须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因此之故,例子既要归纳,也要分类。分类的方法就是要撇开细节,集中在重点上不同例子之间难以共存的地方。将一个例子分开来处理,我们也应该找寻跟这例子有一般性的其他例子。世界上没有一个“无法一般性化”的实例。若是有的活,在逻辑上这实例是无法用理论解释的--这就变成了科学以外的事。

    第五、要试找反证的例子(Counter Example)

      思考要找支持的例子;但考证是思考的一部分--考证就要试找反证的例子了。史德拉(G.Stigler)、贝加(G.Becker)等高手,在辩论时就喜用反证。可靠的理论,是一定要有可以想象的反证例子的--但若反证的是实例,理论就被推翻了。

    六、百思不解就要暂时搁置

      人的脑子是有着难以捉摸的机能--连电脑也能想出来的脑子,其机能当然要比电脑复杂得多。拼命想时想不到,不想时答案却走了出来,是常有的事。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在不经意中走出来的答案,一定是以前想过的老问题。以前想得越深,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机会就越大。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以置信。

      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时间并没有白费。将问题搁置一旁,过些时日再想,可有奇效。就是不再想答案也可能会在无意间得到的。我的价格管制文章写了3年。公司原理12年,玉器市场9年仍未开笔……,这些及其他文章加起来起码有百多年!不是言过其实,而是搁置着等时机成熟而已。贝加的文章,好的都是下了多年的工夫。高斯有几篇等了30多年的文章:他今年74岁了,等不到是经济学上的大损失。但人各有法,而等待是思考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科学上的思考是一门专业。跟其他专业一样,熟能生巧。可以告慰的,就是无论问题看来是如何的深奥,好的答案往往会比想象中的浅的。

                                1984年3月27日